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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什么否定“南京大屠杀”?
news.longhoo.net  2007-12-4 16:24:01 推荐 评论 【 字号:

  【龙虎网报道】反对“南京大屠杀”说的争论,并不是特别复杂。田中等人指出,一个人用一把刀砍掉100个头,从物理学上讲就没有可能。同理,日本军队根本没有可能在几周之内杀掉十多万人。此外,田中写道,当时没有一份日本报纸对这一屠杀作报道,怎么在东京战争罪行审判上对它的指控却突然冒出来了?他承认,由于双方接上了火,会有几个无辜者丧命,但这只是偶然的。毫无疑问,有些士兵缺乏教养,但这无疑是“战争心态”所致。不管这场关于南京屠杀的争论怎么进行,最后无一例外:毫无人性地策动的广岛轰炸,比所有的一切都要坏得多。“不像在欧洲和中国,”田中写道,“在整个日本历史里,你都找不到一次有系统、有计划的杀戮。”这是因为,与西方人、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中国金融大典

  给未成年幼女定的家规半岛网胶南寻“狼”记散文随笔参赛作品展博客推出亲子群财经群暂时把比较精妙的“日本价值观念”放在一边,田中关于(并非)“有组织的蓄意屠杀”的提法值得注意。作为暴行的象征,南京集体屠杀,在相当一批人眼中,已经成为由日本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所以,作出精当的区分是重要的。认为这不是“有组织的”与“蓄意为之”的观点,也为官方学者中的左翼反对派所作出。比方说,对南京集体屠杀的规模和残暴性并不否认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就曾写道,“之所以如此,可能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反应,对中国军队在上海顽强抵抗的反应。”作为一名正统保守势力观点激烈批评者,家永三郎的诚信度是无可指责的——用不着借助于什么来增加他的学术声誉。即便是他,也像所有的辩解者一样维护这样一个观点:“在战场上,人们面临的是人类生存的最终极限,要么死,要么生。极端的行为,虽然就伦理学而言是不能允许的,可从心理学角度看,或许难于避免。但是,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已远甚于战场上避危趋安的需要,是按照冷静的规划予以推行的罪恶野蛮行径。奥斯维辛毒气室——我们德意志盟国之所为;原子弹投放——我们的敌人美国之所为,都是典型的精心策划的暴行。”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日本的或日本之外的,也参加了这个争论,观点更为极端。海因讷·穆勒(Heiner Müller)认为,与“奥斯维辛是最后的启蒙运动”一样,原子弹是“科学代替上帝进行的末日审判(Last Judgment)”。这一答案,按照穆勒的看法,是将战争人道化,是以科学杀戮替代面对面的格斗。因为“战争就是接触,就是对话,就是没事找事(war is free time)。”

  对此的另一高见是,“战争就是运动”。如果百人砍杀竞赛隐含了南京集体屠杀的全部要素,与毒气室、原子弹相比,这一行为更接近人之所为,至少更属于人的暴行。无论如何,南京不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supernatural apocalypse),也不是整体种族灭绝的一个部分。问题于是变成,持续6个星期的对数千名妇女的强暴和残杀、对数万乃至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杀戮又如何解释,也可以说成战场拼杀的极端行为么?这一提问是适时的,特别当这一极端暴行正被某种意识形态正当化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训导那些侵略者、那些杀人狂:杀掉下等种族是在替天行道、在行使神圣天皇的意愿。

  这是右翼民族主义者特别不愿被突破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左翼教师们、活动家们和学者们希望着重强调的一点。森正孝的录像带是以一朵帝国的菊花的意象,以军靴踏步前进为背景声开场的。南京集体屠杀,对于左派和许多自由主义者而言,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象征,被对帝国(或帝国主义者)的膜拜维持着。这就是为什么它成了战后和平主义运动的核心。《宪法》第九条的规定,对避免另一个南京屠杀很有必要。国家主义右翼份子对此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为保住真正的日本特性,必须再度认定天皇为宗教上的国家元首,而《宪法》第九条必须加以修订,以再度确立日本为法定的军事强国。为此,南京大屠杀,或者关于日本侵略的其他极端例证,必须置之不理,必须加以温和化,或者干脆否认。

  在1980年代的后半期,也就是在教科书事件和裕仁天皇的离世之间,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在日本发生了。一小批日本皇家陆军退伍军人开始公开讲述他们战时的亲身经历。他们的证词被记录在录像带上,并在私人出面组织的场合放映,就像是“为和平而战”的展览在东京天主教堂的展出一样。出来讲话的人都七、八十岁了。大部分是士兵和低级军官。或许因为死亡已临近,使得他们决定开口;或许因为他们的上司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不许他们做声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小,没什么脸面需要保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天皇裕仁殡天之后,似乎是,原先三缄其口的那些事可以见天日了。正像一名年轻的历史学家对我说的那样,天皇是所有一切的最高统帅嘛!

  老兵当中的一位是一名从京都府来的商人,名叫东史郎。他在1978年第一次公开讲话,立即引起轰动。电视摄制组和报社记者赶到他居住的海边小镇,记录下他的证词。右翼的爱国者威胁说要宰了他。他被他所在的“在乡军人协会”除名了,但他不能再沉默下去。确实,他说呀说呀,好像他的余生就只有说出来这一个内容了。东史郎1937年冬天正好就在南京。

  我们喝了东史郎太太送上来的茶。他开始谈他的生活。东史郎就生在这个海边的小镇上,他父亲是当地一个有头有脸的生意人。他从小娇生惯养,天不怕地不怕,小小年纪就开始逛镇上的妓院。1937年应征入伍时,已经染上了性病。

  军队生活可不怎么好过,但他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这是帝国的意愿,无论用什么手段打赢,都是正当的。但他还是怨恨他的长官。他们全是“胆小鬼”,他说。他称某人是“胆小鬼”,是他所表现出的最大的蔑视。他的排长,一个名叫森的军校毕业生就是“胆小鬼”,爱摆架子,可不想打仗。事实上,东史郎并不觉得他自己和他的伙伴们有什么不一样,除了一个叫通口的学工程的学生。这是他们排里唯一一个看书的人,“他靴子老是锃亮”东史郎说。可是他死在中国了,就在一个晚上。有个兵吓得走了火,把他伤了。东史郎抱着他的朋友,眼睁睁看他的脑浆流了自己一腿。

  “性欲是人类天性,”他说,“因为我有性病,我没真的跟中国女人干那事。可我用眼睛看她们那地方了。我们总是一上来就命令她们脱裤子,你知道,她们从来不穿内裤。别的伙计可是碰上女人就干。我看这事本身没什么不好,只是不该干完之后把她们都给杀了。你知道,强奸本来是军纪所不许的,所以我们必须消灭证据。跟女人干的时候,她们是人;等你宰她们的时候,她们就是猪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难堪,也不觉得罪过。要是这么觉得,我们就不干了。”

  “每次进村,第一件事就是偷吃的,然后就是找女人干她们,最后把人统统杀掉:男人、女人、孩子,一个都不放走,不能让他们告诉中国军队我们在哪儿。要不然我们夜里就别打算睡觉了。”

  很显然,南京集体屠杀只不过是无数小规模类似行径的顶峰而已,但却是一项不带种族灭绝意念的大规模杀戮。它是野蛮的,但依照东史郎和他的同伙的观念,不野蛮又何以为战争。这本是车载斗量的日本小说家们玩熟了的主题,甚至就在双方交战的当时:正常的人变成了杀人狂。目睹南京屠杀的岩川达夫于1938年写了一部题为《有血有肉的大兵》的中篇小说,里边就有这样的句子:“杀掉敌方士兵,对笠原军曹而言,和剖一条鲤鱼没什么两样。”

  东史郎接着讲他的故事:“最糟的一件事,我所记得的,是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子的被杀。那孩子挨了一刺刀,爷爷用嘴舔那伤口,想让他孙子多活一刻。我们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就把这祖孙二人都杀了。我没觉得罪不罪的,但被这类事情弄得很烦躁。到底怎么回事,我想不明白。于是决定把这些都写下来,写日记。它能帮我思索,直接面对事实思索。”

  至于南京——虽然后来他提到它时使用“地狱演练场”这一字眼——对东史郎说来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他说那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打牌。有一次他的排给派出去搜索隐藏的中国兵,可他没有插手处决。我问他这又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有的日本人参与了集体拘捕和杀戮,有的没有。他说那就看那排长怎么样了。他的排长,森,是个胆小鬼。“你是说森对这类处决受不了?这很难得嘛。”我说。“就算是吧,哼……”东史郎咕哝着。

  但他的朋友里边,还是有人参与了这场集体屠杀的。其中一个叫真田六助的,在长江边上用机关枪扫倒了500人。1980年他临终的时候,东史郎还到医院里去看过他。真田很害怕,知道自己要下地狱了。东史郎开导他,说他不过执行命令而已。可真田还是觉得地狱是下定了。

  从南京撤防之后不久,东史郎病了一场,接着就被遣返回国了。他千方百计把他的日记保存下来,这类日记往往会遭宪兵队的没收。在他回到日本的这段日子里,他把他的日记又抄了一遍,让它看上去更连贯些,因为他想把它留给孩子——等哪天他有了的时候。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他依旧坚信不疑,而且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赢。他只是想把常人所能做出不平常的狂暴凶猛的事记录下来。

  他把日记包好塞在柜子里,直到1987年。他最终得了5个孩子,不过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对父亲战争期间的经历有丝毫兴趣。“这题目从来没和他们讨论过,”东史郎说。他有一个兄弟,他也曾经在中国服役,不过他贪杯,在我访问东史郎一周前已死于车祸。他兄弟对这场战争也绝口不提。那他的那些老伙计呢?我问,他们对这场战争怎么说?

  “哦,”东史郎说,“我们谈得也不多。要谈也说它有多么正义。中国人抵抗了,那我们就非得打下去不可,就这么回事。没人觉得懊悔,包括我自己在内。”

  东史郎把他们退役军人联谊会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这些照片是他们每年出游时,在世界各国的旅馆里拍的。照片里的人有站有坐,但严格按照军阶排列。排长森,个子不高,儒雅蕴籍,坐在前排正中。最早的一张是1940年代拍的,照片上一个个年轻、粗豪、留着寸头、拘谨的军人姿态,看上去挺吓人。最近的一张是1984年拍的。一些人已经没了。剩下的像是一批退休的银行经理。

  东史郎经历过的那些事,他记在脑子里的和记在日记里的,如果不是有一座战争纪念馆在京都建成,肯定早给忘了。这座新馆馆长(立命馆大学教师)征求战时日记,有人告诉他东史郎其人。日记从柜子里翻了出来,掸掉灰尘,送到了大学。馆长在这批材料面前激动不已,问东史郎能不能向媒体披露。东史郎欣然从命,他的生活从此变了样。在他家里开的记者招待会,没有任何忏悔形式——没什么根据可以让人认为东史郎怀有对地狱的恐惧。招待会也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东史郎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只不过把他在中国战场上的亲历亲见说了出来而已。

  摘自《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1946~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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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编辑:龚黎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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