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本报11月30日A4版刊发《血证！》一文，报道了日军侵华期间，一位无锡人冒死拍下了若干张反映日军轰炸南京的照片。报道刊发后，社会反响强烈。

　　昨日上午，一位读者致电本报，告知照片拍摄者薛葆宁还有一个亲妹妹在南京四条巷，记者迅即前去采访。这位老人今年已90岁高龄，但记忆力惊人。3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她让记者看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薛葆宁。

　　二哥善踢毽子棋艺高超

　　薛葆宁的这位妹妹叫薛仲美，在薛家九个兄弟姊妹中，薛葆宁是老三，薛仲美第五个出生。“我叫他二哥”，在南京白下区四条巷的家中，思维敏捷的薛仲美老人告诉记者，在薛葆宁的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两兄妹都出生在无锡前西溪8号、一个有着绿墙红门的大院内。据说在清朝，绿墙红门曾是一品官家宅的标志。由此足见薛家人家世显赫。在这样殷实的家庭中，两兄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薛家里有个小花园，几兄妹经常在里面踢毽子、跳绳，院子内因此热闹非凡。“几人当中，二哥踢毽子最厉害，一般女孩子都踢不过他，绕龙、头顶、蹦、歪等花样他都能踢出来。”薛仲美老人微笑着回忆。她告诉记者，那时她就跟在薛葆宁旁边数：“一、二、三……经常数不过来。”

　　除了毽子外，下棋、画画也是薛葆宁的特长。据薛仲美老人介绍，小时候，二哥薛葆宁和三哥薛葆鼎经常一起下棋，两人都很聪明、要强，为了输赢，小兄弟俩免不了争执，这时母亲就会出面“调停”，告诉薛葆宁，说其年长，应该让着弟弟。

　　童年的薛葆宁给妹妹留下了“要强”的印象。“但就是他这种性格，帮了我一个大忙。”薛仲美老人回忆。

　　老人告诉记者，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姊妹多，加之社会上封建的舆论，女孩子不怎么多读书。上个几年学之后，一天母亲告诉她，要她留在家中帮忙家务，不必去上学了。小姑娘一听不干了，吵着要读书，并因此还闹了两天绝食。

　　这事最终被薛葆宁知道，拉起泪眼婆娑的妹妹，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抗议”：“妹妹读书的事，你不要管，我马上去参军，这样好攒钱让妹妹读书。”说着还作势往外走，被母亲拉了回来。薛葆宁抓门的一只手还因此被划伤。正是在他的坚持之下，薛仲美得以继续上学。

　　“九一八事变”后全家痛哭

　　在薛仲美老人的记忆中，不全是美好的往事。同样在那个绿墙红门的院子里，几兄妹曾在一起痛哭。

　　薛仲美记得那天是晚上，母亲不知从何处得到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感慨于国家积弱和同胞的不幸，就把这些讲给孩子们听，讲着讲着眼泪便流了下来，孩子们看见母亲哭了，也都跟着哭了起来。

　　“我二哥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母亲的默许。”老人告诉记者，其母亲王镜秋更不简单，受过新式教育——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速成班毕业；思想也较为激进，据说她有一次在北平（现北京）参观一个日本方面举办的展览，看见展台上竟然有中国女人的小脚鞋和裹脚布，于是感到莫大的羞辱，竟当众上台将小脚鞋和裹脚布剪掉。

　　“父母亲曾亲眼看见过八国联军入侵等惨状，因此对国家比一般人更多了一份感情。”薛仲美解释母亲听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何要失声痛哭。“那天晚上，二哥问了母亲很多问题。”薛仲美表示，至今还依稀记得薛葆宁当时气愤的模样。

　　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薛葆宁在无锡辅仁中学念书时，便参加了无锡救国会。“那时，他寻觅进步书刊，经常躲在一边看。他还带动三哥（薛葆鼎）一起利用老宅深院，刻蜡纸、传抄各种抗日传单。”薛仲美回忆道。

　　很快，薛葆宁成为无锡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骨干，参与并组织了无锡的学生抵制日货的罢课游行。1932年，薛葆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海燕文艺社”。在其影响下，比他小4岁的弟弟和小6岁的仲美，也先后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

　　二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33年夏，薛葆宁从无锡辅仁中学毕业，因为行医的父亲薛省安在南京工作，经表兄顾毓秀介绍，薛也来到南京，在中央医院（现军区总医院）任“事务员”一职。

　　同年秋，薛葆宁便参加了南京读书会，创办中央医院职工夜校，开展职工运动。1935年夏，参加上海、南京、无锡三地读书会联合召开的无锡“万方楼会议”，商讨抗日救亡事宜。回到南京后，薛葆宁很快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带领无锡的同学送棉被寒衣，支援淞沪前线抗日战士。”薛仲美介绍，那时的薛葆宁非常活跃，既是南京职工界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又是南京各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

　　“因为二哥名声越来越大，家里经常有特务光顾。”薛仲美介绍，有一天，薛葆宁刚从南京回到无锡不久，一位头戴白纱帽、身穿长衫的陌生人便至薛家，问薛葆宁是否回来。薛仲美想起二哥的不要理陌生人的提醒，借口说他去大姨妈家将来人打发走了。

　　“此后，‘牛人’成了我们家的一个暗号。”薛仲美告诉记者，当时母亲根据特务“特”字的“牛”字偏旁，取了这个暗号，一旦有特务来家，便用暗号助薛葆宁提前离开。

　　1937年，随着日军向内陆的一步步推进，薛葆宁撤离至武汉，主持东南战区流亡青年联络站，冒着日寇轰炸，配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后来，薛仲美以及薛母带着其他几个孩子也先后到了武汉，一家人重新团聚。

　　在薛葆宁的安排下，薛仲美被安排进武昌珞珈山农村合作训练班，由此走上革命道路。“邓颖超还给我们讲过课呢。”薛老颇为自豪地回忆，“她讲的是妇女如何在游击战中发挥作用。”

　　1938年，薛葆宁、薛仲美两人被组织安排到湖南沅陵三渡水西南公路局车身修造厂。在该厂，兄妹二人加上一位名为“罗廉余”的共产党员，很快秘密成立起党支部，这是沅陵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二哥任支部书记，罗廉余负责管理，我负责家属工作。”

　　三个人在沅陵干得热火朝天，开办职工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帮助群众，一致抗日等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1938年7月7日，二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薛仲美告诉记者。

　　革命一生终身未娶

　　后来，薛葆宁先后在贵州、重庆等地工作，解放前就是工程师，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可谓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遗憾的是，正因事业投入太多，薛葆宁竟然一辈子没有成家。

　　描述这些时，薛仲美老人泪光闪闪。她介绍，薛葆宁很有才华，经常会写诗作词，除了本报先前报道的那首诗外，他还有一首诗让家人惦记，那是他因组织安排离开湖南晃县机车厂，同事为他举行欢送晚会时，他有感即席作的七言古诗：“绿柳围篱篱围厂，清风明月透衣裳；感谢留名慰我念，祝君健康展君长。”

　　另有一件事，薛仲美也记得很清楚。在抗战时期，汽油特别紧张，为了缓解公路运输车辆燃油之急，薛葆宁设法制造酒精作为代用品。1941年，他先在湖南常德的一片树阴里设“试验田”，摸索酒精精馏生产流程的系统结构。1942年5月，二哥负责筹建的、全部砖木结构的辰溪酒精厂完成基建，投入生产，为西南公路运输车辆提供了新的能源。

　　“人很聪明，人缘也不错，年轻的时候也有女孩子喜欢他。”薛仲美介绍，但因为在战争这个非常时期，二哥的婚事也是一拖再拖，等事业稍稍有成时，已经时过境迁，他干脆就不结婚——直至1975年病死，一辈子都是孑然一身。

　　“真是太遗憾了！”薛仲美老人抹了抹眼角。

　　喜欢走到哪拍到哪

　　昨日，记者在薛仲美南京家中，还看到了一本影集，每张照片下都有图片说明，旁边还有文字注解——编排形式和此前本报报道的那本“血证”影集一模一样，照片均由薛葆宁拍摄、由薛葆鼎整理。

　　记者看到薛家的这本影集主要是薛葆宁在湖南开展地下工作期间，拍下的一些照片，既有工作的场景，也有开办夜校、和同事在一起等相关内容的照片。照片集里，薛葆宁精神抖擞，目光坚毅。

　　薛仲美老人介绍，她二哥从小就有照相的喜好——那个时候喜欢画画，邮票、书上的图案，都被他描绘得惟妙惟肖，并因此常得母亲表扬。1933年到南京后不久，薛葆宁便买了一个相机，从事起摄影来。

　　“那个照相机很小，二哥经常揣在右胸前的口袋里。”薛仲美拿记者的采访本比划，说薛葆宁的照相机比记者本子的一半还小。“当他将相机第一次带回家时，大家都感到稀奇，但他却不肯让大家看。”薛仲美介绍，最后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二哥才让她从取景框里看了一下家前大山的模样。

　　日军轰炸南京期间，薛葆宁组织了医疗救护队，抢救伤员的间隙，他随身的照相机发挥了作用。从照片的拍摄角度和选材来看，薛葆宁显然是有意为之，似乎在当时，这位悲愤的年轻人就起了要留下日军暴行证据的念头。

　　薛仲美介绍，二哥有走到哪儿拍到哪儿的习惯，这从他后一本影集也可以看出来，几乎每到一地工作，都能找到反映当地的照片。

　　1975年薛葆宁病逝之后，薛葆鼎将其留下的照片整理成两本影集。“一本送给了南京市图书馆（本报先前报道的那本），一本送给了南京市总工会。”薛仲美介绍，等她后来得知这事后，第一本影集已经找不到了，送给南京市总工会的这本被其要了回来，“二哥对我影响太大了，他早早离去了，因此我希望留下这本影集以表怀念。”

　　薛仲美还给记者展示了薛葆宁在南京中央医院的出入证、上世纪30年代的工程师证明、曾使用过的名片等，老人一件一件地拾起，一件一件地向记者介绍，如数家珍、如诉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