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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行为思想变化简析
news.longhoo.net  2007-12-7 17:14:01 推荐 评论 【 字号:

  1937年11月底,20多位西方人毅然留居危城南京,其中15人自发组织成立了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德国商人约翰·拉贝被推举为主席。他们以人道主义精神,救助了20多万中国难民,保护了安全区内的房屋财产免遭火灾。拉贝将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为后人留下了日军大屠杀的铁证。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使拉贝万分震惊,南京人民的鲜血也使拉贝看清了侵略战争的本质。这一时期的恐怖经历使拉贝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将根据档案资料及“拉贝日记”,对拉贝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及这段经历对其思想产生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直逼中国首都南京。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杭立武,约集了留居南京的10多位外国人,商讨仿照上海国际难民区的模式在南京设立难民区,成立一个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

  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有27名,其中15名参加了国际委员会。拉贝在11月19日参加了该委员会。22日下午,“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拉贝被推选为主席。②拉贝不是安全区的发起人,但他被推为主席,出于以下几种原队

  (一)拉贝是德国人,又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长。他出任主席,“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③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11月,德、日、意轴心国形成。由日本盟国的国民出任主席,可以说是“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一种策略。

  拉贝1908年来华,1930年来南京任西门子公司南京分行经理,他在南京期间加人了纳粹党。说起他加人纳粹党的原因,则完全是出于非信仰的现实需要。1934年,拉贝欲在南京建一所学校,自己任董事长,他建这座学校并非为自己的孩子,但他必须得到德国当局和德国国社党的批准,才能申请教师和教学经费。为此,他在1934年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④在他1938年4月回到德国前,纳粹党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面目还未充分暴露。他一直生活在中国,对国内情况不是很了解。他对该党的认识还停留在希特勒上台前许诺为工人、为穷人谋福利的党纲上。他在南京沦陷前还这样描述了纳粹党,“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④因此这才有了他的党员身份。又因友人回国,由他暂代党组织“南京小组长”一职,这才使拉贝有了一张可供利用的“虎皮”。从本质上来说,拉贝决不是“纳粹党徒”,这一点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二)拉贝的能力、学识足以担当此重任。拉贝当时50多岁,来华后,担任过德国西门子公司北平及天津分行的经理,1930年又任西门子南京分行经理。他在华生活了30年,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上海八一三抗战后,他就参加了马骥牧师在南京创设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为救济伤兵及上海方面涌来的大批难民,不遗余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

  (三)拉贝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当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推选拉贝为安全区主席时,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一职务”。.他当然清楚留在南京意味着要冒生命的危险,但他谢绝了朋友的劝告,“我并非盲目参与这一事件,我决心已定。”。他认为,他的孩子们和孙辈们都出生在中国,他在中国生活安宁并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他一向得到中国人的厚待。许多跟随他多年的中国工作人员很可能因他离去而遭到生命威胁。⑧他愿意在这紧急关头为熟悉和不熟悉的中国人服务,充当他们的保护人。

  当时,中外人士都利用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离开这座危城。德国大使馆曾一再劝告拉贝等几名德国人离开南京。12月9日中午,日本向所有大使馆发出了通知,要求一切外国人立即离开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罗森,在动员拉贝等离开无望后,已登上一条英国船准备离开南京。接到日本此项要求后,罗森又再一次坐车进城,要把留在南京的拉贝等三名德国人接走。拉贝再次拒绝了。。

  事实证明,拉贝是担任安全区主席一职再适当不过的人选。在日后的安全区工作中,各种困难难以想象,完全超出了人们的估计。但拉贝以出色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带领他的委员们,与日军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保护了二十多万中国难民。

  二

  拉贝和他领导下的国际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中为保护中国难民和财产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拉贝功在首位。其功绩主要在以下三方面:

  (一)救助了二十多万中国难民。

  12月12日深夜,南京城沦陷了。拉贝十分清楚,日军对于安全区只有口头的承诺,他必须就有关何题与日军方面亲自接洽。13日下午,拉贝高举印有安全区标志的旗帜,带着他的秘书史密斯去找进城日军交涉,拿着地图,向他们说明难民区的位置,特别请他们注意三处红十字医院。⑩

  14日早晨,拉贝又和秘书史密斯把译成日文的正式公函交给日本军官。不料在场的5名日本军官竟无一人接受。⑾第二天,拉贝和史波林、史密斯又赶到新街口交通银行大厦日本特务机关长所在地交涉。负贵人原田少将接见了拉贝。拉贝提出,对于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希望日方按公认的战争法对待战俘,以人道主义精神宽待这些过去的士兵⑿。原田少将表示,“至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⒀

  但事实很快证明,日军毫无信用可言,暴行在步步升级。

  拉贝和他的委员们只能疲于奔命,每天奔走于各出事地点,一处一处驱赶日本兵,阻止其暴行,并且每天都将日军暴行作详细记录,写成《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向日本大使馆抗议再抗议,要求制止暴行。同时,将报告分送美、英、德等使馆,请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制止日军暴行。经拉贝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竭力交涉,敌兵明目张胆的兽行,略见减少,但其灭绝人性的残暴程度,并未降低”。⒁

  尽管如此,安全区内比之安全区外,暴行事件要少得多。

  “难民区不过二方里,而居留的有25万人之多,其中10万以上的人差不多身无半文完全依靠救济度日。他们给难民提供粮食,维持秩序,也曾冒了不少次险,阻止了不少次的劫掠、屠杀与污辱女子事件。这里没有暴动,没有火警,没有任何犯罪的案子,除了倭兵的捣乱,除了他们种种不法的行为。”⒂

  拉贝在他租住的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宅院里,也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由他负责供给衣食。日本兵曾多次偷偷爬墙而入,拉贝则利用纳粹党标记来对付这些强盗。12月23日这一天,他便驱赶了好几批日本兵。⒃这在贝德士等其他国际安全委员会委员留下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

  日军占领南京后,封存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其中前南京市军政长官留下的粮食有相当部分被日军所扣。未及运入难民区的“米10933袋及面粉1万袋被日方没收”。⒄至1937年12月底,国际安全委员会手中的存粮已十分有限。难民家庭自带的米粮大多告罄,大批难民已经面临饿毙境地。

  12月21日,拉贝率外侨22人向日使馆提出20万难民的食粮问题。经反复交涉,日军军需处石田少佐答应出卖米五千袋,面粉一万袋。1938年1月7日,国际安全委员会向石田少佐定购米三千袋,面粉五千袋,煤六百吨。可是,三天后,当安全区会计克鲁茨带着卡车前往取货时,石田少佐出尔反尔,称米、煤、面粉一概不能出让,要由汉奸组织自治委员会主持分配。⒅

  1月12日,日军操纵下的汉奸自治委员会又出花招,仅准安全区每隔三天装取一千袋米。“煤栈处存煤二千多吨或被日军悉数搬去,或被日军焚毁”。⒆

  拉贝得知后大怒,说三十万人,一千袋米怎么够吃?问问日军,他们每天吃多少?

  1月14日,拉贝致函日本大使馆福田参赞,斥责日军当局的不人道行为。同时提出“目前必须设法使平民每天购米一千袋,并迅速增加到一千六百袋。”此外,需解决大批面粉、燃料,以减少冬季难民的痛苦。⒇

  拉贝又派员前往与石田少佐交涉,进一步提出,难民还应有补助食品,否则“如仅仅吃白米饭,数星期后,恐将疾病丛生。”(21)要求日军出让花生、豆、油、菜蔬之类,供给难民。遭日军拒绝后,拉贝设法与上海联系,募集捐款,购买该项食品六百吨。而日方有意刁难,不许国际安全委员会从上海装运食品。(22)

  拉贝为此反复向日方交涉。又敦请英、美、德使馆出面,给日军施加压力。(23)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迫使日军同意难民区每天可购米1000袋。

  拉贝又亲自拜访英、美使馆负责官员,希望能向中国难民伸出援助之手。美国红十字会、英国市长基金会、中国银行家协会、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等从上海发来消息,共募得21.5万元。(24)拉贝终于募得了捐款,并购买到了急需的粮食和药品。日本占领军当局竟厚颜无耻地提出,要“没收各方捐助的款项物料,”(25)给日伪机关支配。拉贝予以坚决的拒绝,并通报美国大使馆,指责日军如采取这种行动,“将招致全世界舆论的责难。”(25)

  在拉贝的努力下,一度停炊的粥厂又升起了炊烟,为衣食无着的难民提供了一份活命的食物。

  根据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密斯《南京战祸写真》调查,“难民收容所内,平均82%的人从施粥棚里取得粮食,安全区里有17%的人依靠施粥棚。”(27)“其中十万以上的人身无半文,完全依靠救济会度日。”(28)

  在南京沦陷期间最初危急的两个多月内,受拉贝和国际安全委员会救济保护的难民共计达20多万人,受保护免遭屠杀的难民达十万多人。妇女受庇护免遭日寇蹂嗬的有数万人。(29)

  抗日战争结束后,拉贝和在南京的27名西方人,都得到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二)保护了安全区内的房屋财产

  南京城沦陷,日军进城,炮火之余,又大肆纵火。“除了难民区以外,城内四处起火。”(30)南京最热闹的街市全都成了断墙残垣。全城房屋总计89%都由于纵火、抢劫、掠夺各种原因被破坏了。

  然而,唯一得以幸免火灾的地区,是面积占全城总面积八分之一的安全区。“安全区内没有发生火灾,”(31)“而且与外面的破坏和暴力比较起来,安全区里的待遇要优厚得多。”(32)这完全是拉贝领导的安全区的一大功绩。

  安全区位于南京城的西北角,是南京城内环境最幽雅的地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师大)、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鼓楼医院等近代优秀建筑得以幸免大火;宁海路、颐和路一带几百幢私人小洋楼得以保留,也是因为在安全区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还被列为文物保护范围,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估量的。

  拉贝的秘书史密斯于1938年6月完成了对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城郊在日军暴行中受祸情况的调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拉贝和国际安全委员会仅安全区房屋的保护一项,就使南京人民财产避免了多么巨大的损失。

  史密斯的调查认为“除了安全区为10%和门西区为78%外,城内各区房屋遭破坏都超过90%。城外地区,通济门达到99.7%,下关是98%,水西门算是侥幸,只有70%。”(33)

  “在城外,62%的房屋被烧毁了。通济门则被烧的房屋达78%;安全区是0.6%。”(34)

  调查表明,“所有地区的房屋和房内财产损失总计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在这个巨大的损失中,其中67%(一亿六千五百万元)是由于纵火。”(35)如果没有拉贝的强烈抗议,通过国际舆论对日军施加的压力,由于纵火引起的财产损失数额恐怕将会更大。

  “1937年12月20日,日军从事全城有计划的纵火大暴行,全城火光冲天。”(36)

  1937年12月21日,拉贝率南京外侨22人联名上书日本大使馆,要求立刻制止日军有计划的放火暴行。“使残余的部分不再遭无情、有组织的焚毁。”(37)

  1938年1月7日,拉贝又给日本大使馆福田参赞去函,措词尖锐地指出:“放火行为必须制止。目前被焚毁的不仅限于店铺,许多住宅同时遭殃。火焰弥天,物质资源日趋耗竭,经济生活更难维持。”

  尽管拉贝并不能完全阻止日军的纵火暴行,但他的这些努力还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三)拉贝领导下的国际安全区,形成了大量记载日军暴行的原始档案。其史料由于记录者的国际性、中立性身份,有着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公正性、真实性,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铁证。

  国际安全委员会在南京沦陷后不到两个月内,向日方提交了日军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徐淑希将其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英国记者田伯烈据此报告、公函以及外籍人士的亲历记录编成《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在战后中国审判战犯时,成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美国圣公会牧师、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骥,用小型摄影机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史密斯主持调查编写的《南京战祸写真》,也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永远的重要的罪证,在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起了重要的物证作用。国际安全委员会总干事贝德士、副总干事费吴生、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等,都记有日军大肆烧、杀、淫、掠暴行的日记。其中贝德士生前保存的《贝德士文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安全区主席拉贝的日记,是近来发现的日军暴行的最新铁证。日记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8日止,长达2117页,记录了500多个惨案,详尽地记录了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中国军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据悉,当时在安全区被称为“活菩萨”的华小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魏特琳女士的日记最近在美国已被发现。

  此外,在安全区避难的幸存者郭岐的《陷都血泪录》、蒋公穀的《陷京三月记》、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等,都是日军暴行的真实的记录。日军攻陷南京后,拉贝每天都撰写战时日记,记录他所目睹的日军暴行。他在日记中一再表示出震惊,他真实地记录了500多个“南京大屠杀”惨案。日军屠杀、奸淫、放火、抢劫等罪行,这使拉贝陷人痛苦之中,他开始思考日军侵略战争的本质,并由此开始了他思想变化的过程,其中最明显的是:南京人民的鲜血使拉贝经历了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由信赖到怀疑,进而放弃幻想、认清其本质的变化。

  在筹备国际安全区时,拉贝一直幻想通过希特勒来迫使日本同意设立安全区。1937年11月25日,拉贝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领事克里伯尔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将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38)

  第二天,日本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不利于设立安全区的文章,拉贝十分担心日本政府对设立安全区的态度。他为此优心忡忡,“如果计划(指设立安全区)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39)

  这时的拉贝,显然把希特勒看成一个挽救民族危亡甚至是同情中国灾难的英雄。

  日方迟迟不予答复,拉贝等人已预感到了日本政府的态度。拉贝一方面抱着一丝希望等待日本政府的答复,一方面把十二分的希望都放在了希特勒的身上。“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德国人或外国人)没有一个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立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40)

  从两个感叹号上,我们能看出拉贝对希特勒的崇拜和迷信。希特勒的话确实能影响日本当局,然而拉贝没有意识到,此时的希特勒已不是当初给工人、穷人许多许诺的希特勒。德国已和日本、意大利签订了《罗马议定书》,在政治上结成轴心国,在军事上积极扩军备战,有了侵略扩张的长远的规划。1940年,三国结成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法西斯同盟。拉贝处于德国的中下层,是个普通公民,对德国纳粹政府侵略扩张的长远规划自然一无所知。希特勒也决不会和轴心国的日本唱对台戏,影响其“协议”的生效。

  12月1日,德国大使馆秘书罗森从美国那里得到消息,电报已发出去了,估计柏林已收到,拉贝因而十分高兴,对希特勒充满了幻想,“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41)

  然而现实让拉贝一次次失望了。12月2日,法国饶神父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答复。日本政府对安全区予以否决,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42)12月5日的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又收到了东京的正式否决答复。

  12月2日,拉贝从罗森处得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认为他没有必要给希特勒发那份电报,拉贝明白已不能再指望希特勒了。(43)这可以理解为不再指望希特勒通过外交途径来对日本施加影响、压力,但并不排除拉贝对希特勒通过非外交途径影响日本政府对南京的态度抱有幻想。这从他回国后的举动中能看出这一点。

  三

  1938年1月13日,拉贝就接到西门子上海总部的命令,要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拉贝在2月2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4月底回到德国。他在5月2日至25日在德国外交部等处作了五场演讲,向人们展示他的南京日记内容和日军暴行照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还于6月8日寄给希特勒本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拉贝回国后的一系列动作,其动机十分明显。首先是基于一位正义之士对侵略战争的憎恶,对日军暴行的痛恨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拉贝在离开南京之前,就得知先行回国的在南京的两名德国人,因为揭露日军暴行而遭盖世太保的逮捕。但他一回国,仍然义无反顾,毫不考虑此举会对自己带来的后果。

  其次,拉贝对希特勒仍抱有一丝幻想,“我无意于做有悖于德国政府和德国官方的事”。(44)他多次演讲,向德国有关人士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期引起国际舆论对这种罪恶行径的谴责。在遭到盖世太保多次警告“不要再作此类的报告及出示与此有关的照片”后,(45)他仍寄希望于希特勒的观点有别于纳粹下层分子,于是他履行“对在华朋友所做的诺言,”(46)向希特勒“汇报中国人民在南京所经历的苦难。”(47)希望希特勒出面干预日军在南京仍在继续着的屠杀暴行。

  其三,可认为是拉贝对希特勒的娓婉规劝,他希望德国警惕日本这样凶残的友邦;警惕日本在远东的行为是否会构成对欧洲的威胁;警惕日本作为德国的轴心国,其所作所为会给德国带来什么影响。“虽然我十分同情遭受不幸的中国,但我首先是亲德的……这并不阻止我坚持原则……报告在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48)

  其时德国除了1938年3月侵占了奥地利之外,其侵略扩张的长远计划还未充分实施。而且对屠杀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还未达到大规模的程度。拉贝对此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他对希特勒表示“我保证忠诚于您并听命于您。”希特勒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的对外政策。而拉贝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对德国的轴心国政策不利的。

  拉贝寄出致希特勒报告没几天,就遭到秘密警察的逮捕,他的6本日记和有关日军暴行照片被搜走了。拉贝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特别是不允许展示日军暴行照片。三天后,拉贝在西门子公司担保下被释放。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部分照片被没收了。

  至此,拉贝对希特勒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希特勒在了解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后,不仅不引以为戒,反而对拉贝进行迫害,这只能说明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是一丘之貉。拉贝已看清了纳粹的本质,他勇敢地提出了退出纳粹党的要求,这标志着拉贝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但他的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49)应该看到,拉贝要求退党之举在当时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1942年,拉贝开始整理他在南京的战时日记和资料。拉贝此举,和当时希特勒的作为及世界形势有很大关系。

  此时,希特勒已全面实施称霸欧洲,进而称霸世界的计划,吞并了奥地利,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侵占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希腊。1940年和日本、意大利结成了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法西斯同盟。1941年又进攻苏联。同时,希特勒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特别是推行对犹太人种族灭绝政策到了疯狂的程度。1940年成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纳粹大屠杀的大本营,他们共计在各地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和进步人士。这一切,和拉贝在南京亲眼目睹的日军南京大屠杀又何等相似!

  拉贝没有在刚拿回日记的1938年,也没有在1945年希特勒倒台后整理日记,而是在1942年希特勒“全盛期”开始,花了一年多时间和精力来整理战时日记,这是其深刻思考的结果。他意识到了,这是一份历史文献!是记载侵略战争罪行的历史见证!此举表明他不仅彻底看清了纳粹党的本质,而且对纳粹已十分厌恶、痛恨。他一再劝说家族中的几名年轻人退出纳粹党就是他立场转变的另一个明证。(50)

  南京人民的鲜血,使拉贝认清了侵略战争的本质,只要侵略战争存在,人类的悲剧就不会结束。他要把他的日记整理出来,留给后世,警戒世人。今天,著名的《拉贝日记》已由他的后人公诸于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铁证。拉贝先生以其当年在日军屠刀之下对中国人民的保护努力被人们赞誉为“南京的辛德勒”,在战后贫困的日子里他也受到了南京人民的回报。拉贝在南京的经历,使他本人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冲击,使之产生了非常转变,他从一个盲目信赖希特勒的纳粹党员变成了一个勇敢揭露法西斯暴行的正义之士,对于这一点,是我们在从事拉贝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关系研究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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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慧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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